海盐 嬴政二十五年

◆选登·（续）

    南宋帝国的古海关

    海盐澉浦，很早就是海上港口，到了南宋，作为优良港口，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，澉浦迅速发展起来。淳佑六年（公元1246年），为了进行有效管理，朝廷在澉浦设置了市舶官。史载，在此170多年前的北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朝廷就已经在澉浦设置了市舶司。此时设置市舶官的记载，很可能是指官员级别的差异。当时的市舶司有以下的几项职能：

    一、发放“公据”，就是凭据。管理外籍船只，发放入港许可证；管理本国船只，发放出港许可证；

    二、“抽解”，就是根据货品价值，按比例征收进口关税；

    三、“博买”，就是为朝廷收购外来商品及由国家控制的专卖商品；

    四、对禁止进、出口的商品进行检查、监管等。

    这些相当于我们现今的海关职能。

    4年后，淳佑十年（公元1250年）澉浦又设置“市舶场”，作为中外商人进行货物交易的场所，“市舶场”相当于现今的交易市场。当时澉浦港吞吐量很大，之所以成为我国东南一大外贸港口，是有其重要原因的。南宋时，因禁止在临安（杭州）进行海舶贸易，作为离临安较近的澉浦港，就成为临安的外港，承担起临安原有的对外贸易任务。虽然这里设置市舶司的时间比较晚，但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，其东方大港的重要地位，一直到元代都没有改变。有宋一代，朝廷一共设过9个市舶司，其中秀洲就设有华亭、澉浦两个市舶司。此外，还有江阴军、密州板桥镇（山东胶州市）、杭州、明州（今浙江宁波）、温州、泉州、广州。除密州板桥镇以外，其余全部设在东南沿海地区。这九个对外港口中除了一个处在黄海之滨、两个处在南海之滨外，其他六个全部处在东海之滨，这跟当时这一地区距离帝国首都临安（杭州）比较近有关系。

    宋代设置市舶司的海港城市一览表

    据载，当时的澉浦港与大食国（今伊朗一带）、古逻国、阇婆国（南海古国名）、占城国（今越南中南部地区）、勃泥国（今文莱）、麻逸国（今菲律宾北部的古国）、三佛齐国（今苏门答腊岛的古国）等国长期保持通商关系。通商的中外商品包括，金银、缗钱（铜钱）、铅锡、杂色帛、瓷器、香药（香料）、犀象（犀牛角和象牙）、珊瑚、琥珀、珠琲（珠串）、镔铁（产自波斯的精铁）、鼊皮、瑇瑁（大型海龟）、玛瑙、车渠（产自西域一种玉石）、水精（水晶）、番布、乌構、苏木（中药材）等物。当时停靠澉浦港最大的船只，叫做“独樯”，载重量相当于150吨；小一些的船只叫做“牛头”，载重量为“独樯”的三分之一，相当于50吨；还有更小的船，叫做“木舶”、“料河”，载重量都是前者的三分之一。当时，停靠澉浦港的番舶，都聚集在长墙山龙眼潭下，货物通过招宝闸进入运河，穿城西、出栅桥，征收税费后，运抵六里堰，在此分装去往不同方向的小船，运往都城或内地各郡。

    海盐海上贸易，在宋朝南迁后能够走向兴盛，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靠近都城临安，澉浦成为临安的近畿之地，又是天然良港。每当番舶由龛山与赭山之间进入钱塘时，常受到急流的阻隔，所以澉浦城外的大片空地，为暂时存收泊货提供了便利。因此，这里成为番货云集之地，设置市舶司，对海舶贸易进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。南宋时，澉浦地区“商旅阜通”，“烟火阜繁，生齿（指新出生的人口）日众”，最盛时常住居民多达5000户之多。

    这种盛况从南宋一直延续到元初，至元十四年（公元1277年），元朝廷设澉浦、庆元、上海三个市舶司，由福建安抚使杨发督管，并任命其主两浙市舶总司事。杨发本身就是海盐澉浦人，他便是后来海盐腔的创始者杨梓的父亲。杨发主理市舶期间，每年都派人到各国招集当地舶商，有点像我们现今的招商引资，然后由舶商们搜集、采买各类货物，第二年贩运回国，由市舶司抽取十至十五分之一的税收后，任各国客商们自由买卖。后来，市舶司又对税率做了调整，在此基础上再抽取三十分之一。杨发主理两浙市舶总司的过程中，其位于澉浦的家室曾富足一时，不仅建房招商，还“世揽利权”，以致家僮、奴婢都很富有，“尽善音乐，饭僧、写藏、建刹，”名噪两浙、三吴之间，搞得当地民众们也都争相慕效。澉浦地区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职业，就是以介绍买卖而从中提取佣金。

    二十多年后，由于京城及政治经济中心的远离，这里的海舶贸易日渐衰落。到了元大德二年（公元1298年），澉浦市舶司被归并至庆元提举司，直属中书省管辖，但税收并没有停止。那些吃惯了甜头的市舶长吏们，因捞钱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因此，加紧了对于海外商船主的盘剥。据说，每有番舶一到，这些家伙便欢呼雀跃道：“置办田粮、家当的机会来了！”。为此，贸易纠纷时有发生。据载，有一次，因市舶官员“上下求索百出”，导致出现番商持刀相向，一连杀死三人的恶性事件，主谋官员仓惶逃匿而不知去处。这种“射利无厌，开衅海外”的现状，曾一度成为元代海盐州的一大祸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