农村锻炼磨炼人 ——忆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下乡的日子里

    一九六九年，杨玉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中，从上海下乡，回到自己的老家——澉浦公社红旗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，和母亲叶林宝共同居住在一间半老屋里，开始了五年多的农村锻炼。

参加农业生产

    尽管杨玉良1952年出生在澉浦，但是1958年随父亲杨书君去上海读书后，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大上海度过。习惯了城市生活下乡做农民，一切都得重新适应，从头学起。好在生活上有母亲照顾，总算过得去，可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，尤其是重体力劳动，常常使他一天下来浑身象散了架似的，疲惫不堪。和同龄人相比，那时18虚岁的杨玉良身体“单薄”瘦弱，给人是一种尚未发育健全的感觉。所以遇到重活累活，力不从心。生产队长沈士英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在分派农活时，就尽量照顾些，实在顾不周全时，就吩咐他自己当心一点，并且也将杨玉良这种情况向大队党支部作了汇报。好在生产队社员们都体谅他，关心他，让他感到劳动虽累心情还是愉快的，所以在平整土地、下田插秧、除虫拨草等劳动中尽可能多做一点，评工分时尽可能谦让一点，和社员们相处尽可能融洽一点，互相之间关系处理得很好。

    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他参加劳动期间，还发生一件默默无闻的助人好事。杨玉良家门口是条走路、路南边是杨家河，家西北侧是韩家河，二河之间有一条水沟相通，水沟上面放了几块石板，方便行人车子通行。那时的乡村道路没有现在这么好，尤其是架在水沟上的几块石板高低不平。有天早上，邻近南小街一对夫妻推着一辆装满稻谷的劳动车去大队加工厂加工，车轮被水沟上面几块凹凸不平的石板缝卡住了，夫妻俩浑身使劲还是过不去，这时刚巧被杨玉良看见，他二话没说，连忙上前帮忙，结果，装稻谷的劳动车过去了，可杨玉良却因用力过猛扭伤了腰，事后也一直不说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去上海看望读书的小女儿，电话联系得知他刚从德国回来，就去“大柏树”复旦大学教授宿舍楼看他。他出来迎接时，我感觉他身体异样，直挺挺地站着和我说话，经再三追问，他才讲了下乡期间发生的这回事。他说回上海后，近几年腰疼一年比一年厉害，所以这次去德国学术研究，顺便动了手术，边说边撩起衣服给我看，果然腰间还绑着一根亮晶晶、硬绑绑的“护腰带”，说完他再三嘱咐我回澉浦后不要讲这件事，万一人家知道后会心中不安的，所以，至今村里没人知道杨玉良助人扭伤腰这件事。

当“赤脚医生”

    杨玉良下乡劳动的第二年，红旗大队合作医疗站的“赤脚医生”叶子根被长兴海盐煤矿招去做“矿医”了，合作医疗站少了一位医务人员。大队党支部经过研究，决定让杨玉良接替当“赤脚医生”。杨玉良在接受“任务”后，几天几夜把自己“关”在房子里，认真学习“赤脚医生手册”等医疗卫生书籍，凭着他非凡的记忆力和虚心向同行学习的态度，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记住了一般常用药品的性能、用途、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，和同行一起，门诊行医了。

    虚心好学是杨玉良当“赤脚医生”的一个特点。红旗大队上了年纪的一些人都说，杨玉良聪明，记性好，很虚心。常常看见他拿着书向老医生请教，非常诚恳。他常说，做“赤脚医生来不得半点马虎，这是事关人命的工作，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做”。所以在实践中，他一边经常翻阅医疗书籍，了解医疗知识，一边认真听取群众的各种反映，细心捉摸当地“名医”的一些诊疗方法，把“心理”治疗和药物治疗结合起来，珍惜培训机会，重视治疗质量，讲究治疗效果。由于他虚心好学，医疗水平不断提高。至今，原红旗大队很多中老年人，一提起杨玉良的打针，都说打得好，有些人甚至夸奖地说，玉良打针一点都不痛。其实不痛是假，关键是杨玉良打针消毒时，根据不同对象，轻声细语地先进行“心理”安慰，缓解病人的恐惧怕痛思想，所以一针下去，病人感觉“不太痛”。好些人还说，我们到医院看病，一听说要打针，都宁愿拿回来到合作医疗站叫玉良打。

热情服务是杨玉良当“赤脚医生”的又一个特点。原红旗大队五十岁以上的一些老年人一提到杨玉良“看病”，都是纷纷赞扬他热情，态度好。六十多岁的吴智梅说：当时我喉咙经常哑，去上海五官科医院看好的，可是回来后又复发，喉咙要哑，玉良知道后，帮我写信去上海大医院问。回信后，他按照上海大医院的意见，把我喉咙哑的毛病彻底治好了。五十岁的苏小英说：我小时候有次肚子痛，妈妈半夜里送我去敲杨玉良家的门，他没有一点反感，马上起床给她看病配药。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说，夜里有毛病叫玉良看，敲他家门，他从来不发火，他妈妈也不会说啥，全大队人多，经常有人夜里会去敲他家门，他没有半句怨言。还时常有社员叫他夜里出诊，他也是随叫随到，不分夏天和冬天，都是一个样。那个时候，“农业学大寨”，“大轰隆”生产，每到夏收夏种大忙季节，大队合作医疗站要有人出去巡诊，据说杨玉良总是说“我年青，我多去点”。所以社员们在大忙季节，总会看到杨玉良背着一只药箱，经常巡回在田间地头，为割破手指的消毒包扎；为中暑的急救治疗；为消化不良的诊断配药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杨玉良就是这样用自已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，盈得了全大队社员群众对他的信任和好评。

搞文艺宣传

    一九七一年底，公社党委经过红旗大队党支部同意，将我抽调到公社文化站工作。所谓文化站，其实就一个人。好在澉浦是个千年古镇，文化底蕴深厚，那时单一农业生产，人员又没有外流，喜爱文艺宣传的活跃分子还真不少，加上那个年代又是“突出政治”，“普及样板戏”，多数大队都有文宣队，逢年过节搞点宣传演出，不管象不象样，只要领导“号召”，总会有人上台演出。群众文化活动与专业剧团不同，首先得有人演，然后再讲演出的水平，而澉浦古城内，历来是当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所以城内澉浦、红旗、东风三个大队的业余宣传文艺骨干相对多一点，但是懂乐器的人少。于是，我千方百计挖掘音乐人材。当时有人向我推荐说杨玉良会拉小提琴，应该请他参加。其实同在一个大队一条街，我无尝不知道，就是考虑到他白天黑夜忙于“赤脚医生”诊疗工作够辛苦，不忍心再邀请他搞文艺宣传，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了，我只有硬着头皮跟他说。谁知他听后二话没说，一口答应。杨玉良参加文宣队后，乐器组力量得到了加强，几次活动后，他不但拉小提琴，连大提琴都搞熟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二胡也拉得不错了，扬琴也敲得不错了，甚至琵琶、弦子等也会了，这使乐器组的人员有了灵活的替补性。农村群众文化活动，顾名思义是业余自愿的，谁家里有点事缺席一、二次，是很正常现象。但是“一个肚皮痛，三个不成功”，演出节目会受到影响，这时就要有灵活替补。所以杨玉良“无师自通”，凭借他的音乐天赋和勤奋好学、成为乐器“多面手”，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乐器组这方面的问题，使和谐的伴奏保持了音乐的完美。

    记得杨玉良进文宣队第二年，县里组织文艺调演，要有自编自演的新颖节目。红旗大队文宣队知道后，劲头很足，他们结合农业生产，自己编排了一只《蚕花新曲》节目，曲谱由杨玉良负责创作，初稿完成后，再和张关良、沈泳定等乐器组人员商议修改。由于文宣队人员齐心协力，边排边改，不断完善，最终在参加县文艺调演中得了一等奖。至今，沈泳定还保留着节目演出人员和乐器组人员一起合影的照片。

    海盐这几年成立了班子，专门研究元代澉浦人杨梓首创的“海盐腔”。因其到明朝盛行，曾领南戏四大声腔之首，极具历史价值。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变，遗韵骚子歌在解放前后还留传在本地民间。所以在一九七三年，县文化部门提出要收集整理历史文化遗产，强调澉浦重点做收集声腔方面的文化工作。当时，我就请杨玉良、周乐训分别找当地几位上年纪的民间艺人收集传统曲调，包括杨玉良的祖父杨筱岐（当地人称杨妹妹），杨玉良和周乐训边听老艺人唱曲调，边凭听觉记曲调，化费了他俩好几天时间。之后，我将他们记录收集的曲调资料交给县文化部门，可惜风云突变，同年底刮起“批林批孔”之风，使这项工作半途夭折。事过35年，2008年5月中科院学部咨评委院士在嘉兴开会，应县委、县政府邀请来海盐考察活动，我受杨玉良院士点名相邀，一起陪同游览南北湖，并参加了县里招待的午宴。分手前夕，杨玉良还对县领导提及自己当年下乡时收集“海盐腔”遗韵一事，爱乡之情溢于言表。

上复旦大学

    由于杨玉良在农村锻炼中的出色表现，一九七四年，红旗大队党支部根据干部群众的一致意见，推荐杨玉良上大学。公社“招生”领导小组在研究决定后，将杨玉良和其他推荐对象一起进行了张榜公布。那时公社干部人员少，我常常被领导抽调参加各条线的“中心工作”，协助做些具体工作，自然“招生”工作也不例外。一天，公社“贫管会”（当时流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，“贫管会”是公社负责教育的机构）兼招生工作的负责人许关兴找我去，说县里转来了一封匿名信，检举杨玉良“收听敌台”，你去调查核实一下，并将信交给了我。在那个年代，发生这种事情就意味着一个人前途的暗淡，因此，对组织布置的工作，我不敢有半点马虎。先去红旗大队找党支部联系，书记有事不在，副书记朱胜荣在，我向他汇报了情况，他听后说，杨玉良上大学是我们大队推荐的，现在是否有这种事，要事实为根据，你先去生产队了解一下，队长沈士英是老党员，副队长叶文宝是大队贫协干部，也是老党员，可以听听她们的反映。于是我到第一生产队找几位社员侧面了解一下后，特地找沈士英、叶文宝问情况。结果她们都否认没有此事。出于调查手续关系，我请沈士英、叶文宝在匿名信的左下方空白处写上否认意见，签上自己名字，然后又去大队党支部汇报。朱胜荣副书记听后说，已将此事向朱子明书记汇报过，凭我们对杨玉良为人的了解，估计你调查核实不会有这种事，现在情况很清楚了。说完，他拿起匿名信，在右下方空白处签上意见，还注明沈士英、叶文宝是农村老党员，反映情况属实。并随即加盖了大队党支部的公章。调查任务完成后，我将签名盖章的匿名信交给“贫管组”负责人许关兴，还汇报了调查经过。他听后说，我知道杨玉良不会有这种事，但抱着负责的态度，必须要调查核实，现在有证明材料，可以向县里汇报了。在县招生办和复旦大学招生组的主持下，杨玉良终于上复旦大学了。然而杨玉良自己对此事的前后经过一直不清楚。

    随着社队企业在澉浦的开始兴起，一九七四年底，公社党委决定成立澉浦公社工业管理办公室，将我调入“工办”做具体工作，开始踏上服务企业的新岗位。和企业接触多了，我的“出差”也多了。大约是一九七五年下半年，我随企业供销员去上海“出差”，任务完成后，去复旦大学看望杨玉良。当时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很简单，一个房间放五只双层铺，记得实际只睡七、八个人，杨玉良睡靠窗下层铺，铺里面放着整整齐齐的二排书，上面还放了一只小提琴，使本来不宽裕的单人铺显得更加狭小。我说这样还能睡觉？杨玉良回答说，能，看书方便点。同寝室的大学生告诉我，现在“文革”运动不断，很多大学生不安心学习，只有杨玉良一心读书，别人说他走“白专”道路，他不在乎，做作业感到有点累时，他还会拉一阵小提琴放松调节。而杨玉良说，下乡五年多，已经缺少学习，现在有机会上大学，就应该努力一点。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，正是他遇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光，自己又刻苦学习，努力钻研，才一步步走上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岗位，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，担任复旦大学校长。

    复旦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，校长之职，并不是一种荣耀，而是一副重担。愿杨玉良在党的领导下，挑好这副沉甸甸的担子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培养出更多的人才，研究出更多的高端科研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