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次拜会毕公是在1950年秋天。那时我接任澉浦城南小学校长已是第三个学期,九月中旬,学校经费尚未到位,我去上海拜访老校董朱斐章,朱先生陈言困境,说对城南小学他已心有余而力不足,要我去找毕云程先生。
在华山路中国福利会,我拜见了毕云程先生。毕先生年近花甲,高高个子,清清瘦溲,笑容慈祥,谈吐温和。关于城南小学的经费问题,毕先生已有考虑,要我去南京路国际饭店东邻的中国花纱布公司和周豫康联系。毕先生说,周豫康也是澉浦人,在沪商界,颇有声望。我听后就去拜访周先生。周先生约我第二天下午五时,去淮海西路他家会见几位澉浦旅沪同乡。
第二天上午,我再去中国福利会,正巧毕先生送客到门口,客人和毕先生握手告别。毕先生告诉我,送走的客人叫王造时,是当年积极投身抗日活动遭国民党当局逮捕的“七君子”之一。“七君子”中,毕先生的至交邹韬奋已病逝,另一位李公仆遭特务暗杀,其余四位君子沈钧儒、章乃器、沙千里和史良,奉调进京。独留王兄在上海,挂个华东文化委员会委员衔头,没有工作单位。对王造时的境遇,毕先生深表同情,又感无奈。
在毕先生办公室,听毕先生讲上海故事。毕先生说,中国福利会,是孙夫人创办(他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),国民党怀疑毕是共产党,幸有孙夫人关照,特务机关不便下手。我笑说如果当年毕先生和邹韬奋他们一起被逮捕,历史故事就将改写为“八君子”。毕先生说,他不是共产党,儿子是共产党。大儿子毕平非进城后,奉命筹组上海市合作总社。那一年,我二十五岁,一老一少,亲切交谈。告别时,毕先生嘱我下午好好在旅社休息,傍晚叫平非去接我。
我住福州路平安旅社。下午四时,一辆小吉普车停在旅社门口,车上下来一位穿军装的干部,三十来岁,相貌和毕老先生想象,自我介绍是毕平非后,他说是父亲叫他来接我,同去淮海西路周豫康先生家里。
周豫康先生的家,是花园小洋楼。走进客厅,毕先生、周先生和几位澉浦绅商站起来欢迎。毕先生说:今天的客人是马校长,我约请几位澉浦同乡陪同马校长共进晚餐。毕先生拉我和他同坐,周先生坐我左边。一张大圆桌,主客十二位。毕先生致祝酒词,我介绍城南近况。随后,周先生拿出纸笔,当场请在座各位乡亲随意乐助。结果,捐款总额足够学校一年开支。我站起来当场向各位乡亲道谢。散席后,毕先生又叫平非的小车送我回旅社。
这年冬天,毕先生通过中国福利会,又从国际救济总署调拨一批物资送给城南小学。之后几年,城南小学的经费,皆由毕云程先生筹措,周豫康经办,转汇海盐。
澉浦南小街,有幢小洋楼,是毕先生的故居。毕先生每年春秋两次回乡休假,我就成为他家常客。我曾数次请毕先生给城南老师们讲解“世界知识”,报告“国际形势”,老师们钦佩毕先生知识渊博,更钦佩毕先生惊人的记忆力。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了如指掌。不看书面资料,随口念出各国国民生产总值一连串具体数字。
从毕先生身上,也可以看到澉浦传统的重教乡风是多么浓厚,多么蔚然成风。
我在历届县政协会议上,曾多次提交提案,建议政府保护修复毕云程故居。去年,经澉浦福利会出钱出力,毕先生故居得到了初步维修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为故居题名,这将为后人怀念毕先生留下更加深远的影响。